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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敦南新生活
讀過《我的慢熟人生-30歲以前的日子都很苦》,或許你會發現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背後所付出的辛苦與努力,再以此自我反思,幫助自己覓得願意用盡一生竭力追求的生命願景。立即前往閱讀>>
【專家推薦】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徐木蘭
海角七號導演 魏德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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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龍應台、王小棣、王瑞瑜等人如何等待生命慢慢綻放光彩,當你在哪裡盛開,那裡就是你的位置。
三十歲生日那天,我大哭一場。
「雖然已經三十歲了,卻沒有覺得在工作上有很大的成就感,收入也不是很穩定……」知名音樂創作人李欣芸誠實地說。後來才慢慢發現,就像植物的能量是慢慢地,慢慢綻放它的光彩,每個人發光發熱的timing不同、節奏也不同。「上帝在萬物身上都設了節奏,會在什麼時候盛開,似乎是已經定的」。.
實踐大學時尚媒體研究所所長曲家瑞,33歲後才開始學會「做自己」。功課爛到「在台灣混不下去」、送去美國唸書以後,才一步步找回自己。幸虧幾個好老師把她從迷途中「撿」回來,自卑的陰影才慢慢拭去。
王永慶規定女兒,一週要寫一封家書,「一週一信」從王瑞瑜小學六年級,一直寫到大學畢業。一輩子都是孝順女兒的他,從不違背父親意念。內向的他不敢跟同學講話,每次上課都坐第一排,乖到不行。學期末才有同學走上來說,我們還以為妳是助教耶。大學畢業想念研究所,父親一句「阿係實務卡重要」,她立刻整裝回國進入企業。她是至今與父母同住的唯一女兒,中午、晚上必定陪爸媽吃飯,有事也一定先打電話報備,簡直就像活在古代規矩森嚴的大家族。二○○六年六月,創立半世紀的台塑終於世代交替,王瑞瑜進入接班的「七人決策小組」。
在美國日舞影展大放異彩的新銳導演潘貝思則靠著平常心熬過最難熬的日子。「我的能力、被賜與的天分並沒有改變,無論處高處低,都不會太驕傲,也不會太自卑,有一顆平常心才能經得起這麼震盪的日子」。
不要因為每天在爛泥巴裡打滾,就忘記曾經經歷過的幸福。即使到了五十歲,都還有新的可能。
目錄:◆ 永遠在外面看主流的人 知識分子旗手 龍應台
◆ 在少根筋的野孩子心裡放點什麼,就會慢慢改變 導演 王小棣
◆ 和女兒一起拚功課 台塑生醫董事長 王瑞瑜
◆ 最害羞的學生變成了醫改英雄 輔大醫學系創辦人 鄒國英
◆ office Teddy Bear 麥肯錫台灣區董事總經理 林紹婷
◆ 了解自己,才能強壯而不冷漠 兒福聯盟執行長 王育敏
◆ 拉長耳朵聽見社會渴望 暢銷書幕後高手 顏擇雅
◆ 即使到了五十歲,都還有新的可能 實踐大學時尚媒體研究所所長 曲家瑞
◆ 人生如果這麼順利,講出來的故事也不會好聽 日舞影展新銳導演 潘貝思
◆ 像植物一樣慢慢綻放能量 音樂工作者 李欣芸
◎ 特別收錄:王瑞瑜和潘貝思訪談實錄
書籍資料:
- 英文書名:
- 頁數:192頁
- 重量:290g
- 裝幀:單色印刷,膠裝
- 開本:14.8*18cm
- ISBN:9789866582530
作者:
書摘試閱:看龍應台、王小棣、王瑞瑜等人如何等待生命慢慢綻放光彩,當你在哪裡盛開,那裡就是你的位置。
讓思想、眼界不斷精進
知識份子旗手 龍應台
夏日星期六的下午,台北陽光燦燦,龍應台在金華街的基金會接受訪問。以為會看到她「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炯炯目光,結果,龍應台一身白色棉襯衫、白色棉長褲,踏著一雙清爽的涼鞋,顯得一派瀟灑、帥氣。
五十四歲的她回顧過往,有晴有陰有雨,最出人意表的,是她描述自己「生活低能兒」的種種趣事。這位不讓鬚眉的文化評論家,眉頭舒展,露出柔和的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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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思考、眼光與眾不同,來自一個流亡的因緣背景。父親是山東人,母親是浙江人,民國三十八年跟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到台灣。龍應台住的並不是眷村,身邊清一色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同學不懷好意叫她「外省仔」。
她比一般外省人更沒有「根」。父親是鄉下警察,每三年就調動一次,因此龍應台永遠是那個插班生,剛剛認識了朋友,不久又搬家,一切從頭來過。「我永遠是在外面看主流的人,」龍應台說。這種悲涼的邊緣感,反而讓她看事情的視角與眾不同。
她的文章裡,也常出現對市井小民濃濃的同理心,因為從小就在漁村、農村、雞鴨爭道的環境下長大,媽媽還要織漁網貼補家用,養大四個小孩,龍應台有強烈的對於土地和底層人民的關切,也形成她日後的核心價值觀。
龍應台對人生沒什麼規劃,若不是母親支持她念高中,她就聽從父親的意思去念免學費的師專。十五歲到台南念高中,卻「土得可以」,第一次打公共電話,同學騙她「講太久電話會爆炸」,她也相信,打完電話後立刻逃走。大學念的是成大外文系,完全不似當時的台大「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身邊沒有時髦的同學準備出國,龍應台畢業後也一樣乖乖地找工作,在台北當了一年助教。
但是在當助教的那一年,一位美國教授「似乎看到她內在某種特質」,積極鼓勵她出國,甚至幫她找到獎學金。龍應台至今沒有問過那位教授到底覺得她有什麼不同,不過就這樣到了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取得英文博士學位。
龍應台說自己是一個「非常不實際」的人,很少想到「發展」的問題,從默默無聞到一鳴驚人,全不在策劃中。
當時拿到博士學位的海外學人,通常很少會回台灣,但龍應台只是單純覺得,「離開台灣時二十三歲,什麼都不懂,現在三十出頭,想用比較成熟的眼睛了解台灣,了解自己生長的地方。」
回國後她和文壇也沒有任何交集,只覺得台灣的一些現象,怎麼能夠容忍?就寫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投稿中國時報,沒想到文章刊出後引起全國震動,之後文章集結成《野火集》,在二十一天內狂印二十四刷,四個月狂賣了十萬本。
三十三歲的龍應台突然成為家喻戶曉的知名作家,各方邀約不斷,然而她又做了一個跌破眾人眼鏡的決定:舉家遷居瑞士。
因為就在《野火集》大賣時,她的第一個兒子華安也出生,而德國籍先生在瑞士有更好的工作機會,「我就抱著孩子去瑞士了,光哺乳就哺了十八個月,」龍應台輕輕鬆鬆地說。
旁人覺得不可思議。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大膽「啟用」龍應台文章的金恆煒寫道,「龍應台等不到蔣經國的死亡,等不到台灣群起打破黨國體制,舉家遷到瑞士。對龍應台而言,她錯失了台灣四、五十年來最大的變局,也錯失了做為一個批評者最能發揮影響力的時機。」
龍應台在歐洲,一待就是十四年,從瑞士再遷居德國。華安稍大,小兒子華飛又出生,龍應台生華飛時已經三十八歲。
我問她,寫這麼前衛文章的人,為什麼能放下一切回歸家庭,做這麼傳統的事?
龍應台說:「不對,應該倒過來。放下所謂暢銷作家的身份,去餵奶、養小孩,這才是前衛。」
生孩子、養孩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經驗
龍應台的朋友錢鋼,有一次造訪她在德國的家,「先是隨她到鎮圖書館給兒子借書,然後是看她給四個孩子做飯(有兩個是鄰居的孩子),餐後,招呼三個孩子就寢,一切就續後,是她徹夜寫作的時間……早上,她開車送孩子上幼稚園、上學……。」
龍應台說,「照顧小孩,我一點都不覺得是犧牲。現在回頭看,覺得那十四年是我人生中最豐富、最美好的時光,而且我到現在還認為,我生孩子、而且親手養孩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經驗。」
她最長情的作品《孩子你慢慢來》,足足寫了八年,從華安八個月寫到八歲。
「我寫書不是為了給出版社賣書,我是因為養孩子很高興,像織一個藝術品一樣,織了八年,它是從我心裡出來的東西,」龍應台話語好溫柔。
孩子睡覺後,才是龍應台寫作的時間。誰說在家帶小孩就一定和社會脫節?
當時冷戰結構瓦解,全世界正轉入一個新的階段,龍應台把眼光投向莫斯科、柏林、法蘭克福、北京、馬來西亞、台北……,她繼續讀、繼續觀察、繼續寫。她的筆已經成為台灣面向世界,或者說西方世界了解華人世界,極具代表性的橋樑。
不過龍應台還是強調,是為想寫而寫,沒有特別的寫作策略,她依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生涯規劃。
一九九九年龍應台被馬英九說服,回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三年半的任期過去,馬英九希望她繼續留任,龍應台還是辭職。
官場的風風雨雨常把她推向孤單的處境,但龍應台也得到許多肯定的掌聲。辭文化局長,龍應台說,孩子依舊是心頭的第一考量。
小孩出生以後,文化局這三年半是最長的分離。辭文化局長後,龍應台到香港大學任教,先是小兒子從德國來跟著她兩年,接著是大兒子來待三年。如果沒有離開文化局,這些全部不可能。
「妳看小兒子跟我在一起兩年,真是美好的兩年。看一個人從十四歲到十六歲,看孩子的心智像一朵花一樣打開,變成一個小小思想家的過程,太驚人了,我覺得就是天地洪荒。人的成長是最讓我目瞪口呆的事情。現在大兒子開始和我在一起,他很獨立、成熟,對我而言又是一個新的經驗……,」講到孩子,龍應台總是開心地滔滔不絕。
心中有歷史,看歷史就像看大海
龍應台覺得自己一路的際遇與選擇,和她是女性,絕對有關。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說,龍應台的文字很陽剛,從《野火集》一直到現在。但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是真正懂的:龍應台的文章,只有女性才寫得出來的。文章有一種純潔和天真在裡面,這跟女性的特質有關。
「現在我回想,假設我是男性,很可能會在《野火集》成功的時候,馬上考慮下一本要如何成功,而不是餵奶去。假設我是男性,可能會考慮我這樣寫會不會得罪誰,工作上有怎樣的影響。這種天真、不考慮現實,和女性特質有關。」
然而,儘管她放下掌聲以家庭為重,寫作為輔,卻還是不能避免婚姻的失敗。
龍應台說,先生不支持她寫作,希望太太能一直陪在他身邊,加上德國的制度對女性工作非常不利,「所以我也過得很辛苦,總是要付出某種代價,」龍應台淡淡地說。
在內心很深處的地方,龍應台有幽暗的角落。
常常讓她感到孤單的,也包括寫作所引起的抨擊與誤解。龍應台形容自己的文章就像「池塘裡飛起的鴨子」,人人都想拿槍把牠轟下來。
她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引發長達數月的論戰,各路知識份子跳下來,挺她的很少,批她的很多。這本是因為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但總要血淋淋地在檯面上呈現。
「我常常會覺得很孤單,」龍應台說,「有點像很大、很黑的房子,然後我一個人在裡面。」
但她不會感到不能承受。「妳要看看歷史裡,被誤解的人有多少,妳看看蘇東坡的日子怎麼過的,司馬遷的日子怎麼過的。當妳有那個座標在心裡時,就會覺得,啊,都很小,都是小事,」龍應台平靜地說。
她心目中的英雄司馬遷,就因為李陵投降匈奴之事與漢武帝看法相左,被處以極侮辱的宮刑。身心受重創的司馬遷仍忍辱活下去,以殘燭之年完成了傳世兩千年的《史記》。
比起司馬遷,龍應台覺得自己的孤寂實在微不足道。而現代人常常因為生活的一點小小不如意,或是工作上的糾紛,就放大成不能忍受的痛苦,龍應台說,「這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人文素養,心中若有歷史,看歷史就像看大海,白浪翻騰是自然的,但不能只看到白浪,要看到大海。」
三十歲時的「野火」龍應台,不會有這樣的體會。但是經歷婚姻的失敗、父親的過世、母親的衰老,讓她對人生本質有更深的認識。
她心中有自己的歷史座標,也因此她不打筆仗,寫文章全憑有沒有「感覺」、想法,不因為讀者的殷殷期盼就出手。
這並不容易,因為讀者給的掌聲是美好的,讀者的期待也是一種誘惑。「但我本來就不是為了成名或影響社會而寫文章,什麼東西感動了我,我才寫,」龍應台不願被社會期待「挾持」。很多議題即使她關心,也並沒有寫,譬如台北縣樂生療養院的拯救,譬如中國大陸的更多人權議題。
龍應台自承,這方面她是很「道家」思考的,不像儒家,要救國就一定要救國,救不了就自己很痛苦。她時間有限,不會讓讀者的期待把自己壓死。
希望自己「會玩」一點
如果時光能重新來過,龍應台倒很希望自己「會玩」一點,多一點生活美學和情趣。
她覺得自己真是太「單一」了,甚至會研究「漢代喪葬文化」、「法國死亡文化史」這種極端冷門的學問,以至於「知性的部分過度發達,玩樂部分過度萎縮,」龍應台笑說。
她看作家朱天文寫布料,蔡珠兒寫吃,寫得那麼細緻,龍應台嘆為觀止,覺得自己好像外星人一樣。她也羨慕朋友姚仁喜(知名建築師),像法國名廚一樣,能做一整桌精緻無比的菜請朋友吃。
這位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知識份子,在生活上就像「天兵」一樣。
交通罰單多到差點被通緝;打包時在一堆文件當中發現一張一百五十萬的支票,卻完全想不起來為什麼有這筆錢;在香港報稅時還多報一個零;去廣州旅遊被偷走所有證件和金錢,還鬧上蘋果日報大半版……。無怪乎朋友席慕容笑她是「生活的低能兒」。
龍應台也擔心老的時候該怎麼辦,會不會變成孤單、窮困的老人?她一點也不會理財。
在訪談的最後,龍應台斷斷續續說著這些「罩門」,簡直變成另一個人----一個很煩惱、拿自己沒辦法的平凡婦女。
但是一轉身,她又開始忙碌。
晚上她的「思沙龍」有一場國際演講,邀請到前《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布魯特談「台灣重要嗎?」,龍應台是主人。
忙進忙出,神采飛揚,現場有五十幾位年輕的志工男女,身形削瘦的龍應台忙著為他們打氣。
這才是龍應台吧。她現在心裡的韻律,是做文化扎根的工作。
我想起錢鋼形容龍應台,「弱小如蒲公英:世事如風,她時而輕舞,時而掙扎,時而疾走,時而又墜入荊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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